西安课外培训机构野蛮生长，补习学校名师月入8万元！

十几年前，补课的大多是补差。

　　如今，十个学生九个都在补课，差生补，中等生补课，学霸也在补。

　　西安中小学学生课外培训负担越来越重，家长们也为高昂的培训费叫苦不迭。

　　校外培训机构的魔力在哪里？

　　它们野蛮生长的养分是如何汲取的？

　　“小升初”催生的“奥数热”

　　刘生玉的孩子现在读初一。孩子小学三年级时，班上有学生报了奥数班，他觉得孩子太小，拖着没报。刘生玉一次在和朋友聊天时，得知这名处长的孩子也在上奥数班。处长说，不上咋办？虽然升学的学校不愁找，但好学校从培训班招来学习优秀的孩子，自己孩子进校后差距明显，会自卑。

　　孩子上四年级下半学期时，刘生玉给孩子报了奥数班。这个藏身友谊路的奥数班占据了三层楼10多个教室，以“××英语培训班”为幌子应付教育部门的检查。一学期下来，学费花了3200元，孩子排名仍靠后，刘生玉便把孩子转到另一个奥数培训班。“教得不错，关键是老师有路子。”一番打探后，刘生玉心动了，尽管一年学费1.6万多元。五年级结束后，老师问他，有专门针对五大名校的尖子班，费用接近翻番，上不上？看着一上奥数班就蔫不拉几的孩子，刘生玉拒绝了。

　　小升初时，48个人的班，考上名校的有18个。熟悉的家长告诉刘生玉，都是奥数班用一套套真卷拼出来的。

　　“现在只要孩子面临升学，就要去上培训班。幼升小，小升初，初升高，直至高考，都有相应的机构存在。”学生家长韩小平说，“存在即合理，说明大家有需求。”

　　补习学校为名校“中高考”补差

　　尽管三令五申，但小升初总有暗流涌动的“择校”，那些通过关系迈过的坎，在中学很可能依然面临问题。肖郁金女士的孩子在西安城南一所二类重点中学，一个50人的班，初二上学期测试孩子仍未摆脱全班后10名的名次。

　　肖郁金说，老师长期对孩子白眼对待，让孩子丧失了自信。初二下学期，在其他学生家长的介绍下，她和丈夫联系了某补习学校，一学期2.5万。学校保留学籍，孩子一个月到学校去两次。

　　“孩子在那里确实有进步”。肖郁金说，补习学校的学习、生活管理很严格，老师盯得紧，孩子只能专一学习，“这是原来的学校没有的，我觉得这是孩子进步的根本。”

　　“补习学校为重点中学承担了后进生的培养，但名校升学率跟自己没关系，他们从中获取利益。”一家培训学校的校长杨政勇说。

　　有补习学校名师月入8万元

　　已经从某教育培训机构离职的陈兆林告诉记者，在这所培训学校里，培训老师按课时收费，一名特能干的数学名师曾一个月讲课收入8万元。当然，这不是常态。“2014年的时候，最好的老师一年能拿30多万，整个陕西学区有10多个。”

　　关于培训老师的来源，陈兆林说，一部分是聘请当地学校的优秀老师兼职；一部分是招聘的大学生，这些老师没有教师资格证。培训学校通过人力资源把大学生招聘进来，进行培训后授课，根据学生及家长反馈进行考核。

　　陈兆 林还 爆料了很多课外培训机构招揽生源的“伎俩”：组织免费教学，把学生家长的电话收集起来，给家长打电话；包装“名师”，以中考、高考押题命中率为宣传点，派名师讲课吸引学生报名，可报名后，名师就不见了，经常给孩子讲课的可能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。

　　前些年，培训学校的收费都是收据，没有正规发票。后来有了发票，也只有在家长要求的时候出具。培训机构涉嫌偷税漏税，一直被人诟病。

　培训机构充当择校热“经纪人”

　　西安目前的课外培训市场，可以用“鱼龙混杂，泥沙俱下”来形容。一家培训机构负责人赵谦坦言，在煤炭不景气时，一些煤老板带着资本也进入到培训领域。这一阶段，办培训班的有银行职员，有做生意的各色人等。政府的社会培训力量，比如一些青少年活动场所也参与到课外培训机构。“因为这个行业有利可图，而且是暴利。”赵谦说。

　　赵谦说，上世纪90年代末，西安课外培训市场初步兴起时，针对的是班级里的差生。那时办培训班的，基本都是学校退休老教师，属于教师办学。当时在学校上一节课1元钱课时费，如果代副课只有7毛钱，但在培训班代课两个小时80元。2003年是一个分水岭，一些交给地方的国企子校、高校附属学校和民办学校开始兴起。一批从公办学校退休的名校长、名老师进入民办学校，成为办学主力。2008年后，民办学校开始脱颖而出。这期间，课外培训市场上的奥数热逐步升温，培训机构开始充当择校热的“经纪人”。课外培训从学校教育的补充成为一种刚需，培训机构学生分层明显，有专门接收五大名校学生的超尖班。

　　目前，国家四部委联手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专项治理行动，我们期待，校外培训机构“野蛮生长”的状态能得到有效遏制。（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

　　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提出要“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”，资深业内专家表示，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的提法是“第一次”。

　　中国基础教育负担过重，几乎成为全民痛点，也成为亟待破解的“民生短板”。是时候好好反思——我们的教育为何走进了“越减越重”的减负怪圈，校外培训机构为何能与基础教育互为“掎角之势”，因补课背负沉重经济负担的家长们为何难以自拔……

　　面对畸重的教育，除了思考，我们还需要勇气和方法，卸下不该背负的重担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让我们的孩子轻装上阵，拥有更长远的未来。

委员热议补习教育是“大产业”有老师年入200万元

　　“我发现如今有两个教育系统：一个是公办、民办等学校组成的系统；另一个是补习学校，从补习数学、英语等课程到培训书法、钢琴等特长。补习学校如此盛行，我觉得有些不正常。”5日下午，政协无党派人士讨论会上，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委员快人快语。

　　杜卫说，1日他来北京的路上，随机问了些人，这些人都说，如果孩子不上补习班，学习就跟不上了。“我一听以后，更加紧张了。这个情况，光靠一个教育主管部门来改革，肯定是不够的。因为培训机构是工商注册的，这成了市场行为。”杜卫援引浙江当地的报道举例，一些培训老师的年收入已达200万元。

　　“有些家长为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，送孩子到补习班。有些家长为了图省事，把孩子送去补习。但严重的情况是，有些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到位，到另一个课堂，再收一笔钱，才能讲到位。所以，就出现了孩子不补习、学习跟不上等情况。”杜卫说。

　　“孩子从星期一忙到星期日，从早晨忙到晚上。哪怕寒暑假，不少孩子从学校的课堂出来，又进了各色培训的课堂，孩子接触社会、家庭沟通、亲情培育等问题被忽略，他们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一定影响。”杜卫说。

　　“这个问题关系千家万户，关系下一代成长，不能回避。虽然教育部门也下过不少文件来治理，但我认为一定要综合施策才行。”杜卫说。

　　“补习教育现在是一个大产业，很多人想分一杯羹。”有委员接话。“如果不允许开补习班，它们会转变形式，转到地下或家里。这问题的根子还是升学标准过于单一。”清华大学(分数线,专业设置)教授李稻葵委员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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